作者：李政涛（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新时代我国教育法治建设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成就，制度体系更加健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教育法律法规体系日臻完备

新时代坚持立改废释并举，教育制度供给的系统性、针对性全面增强。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修订实施，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教育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相继修正，办学自主权、经费保障等制度更加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确立分类管理制度，破除非营利性与营利性民办学校混合管理的体制障碍。

教育立法空白得到系统性填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于2025年6月1日起施行，全面规范学前儿童权益保障、幼儿园规划举办及保育教育等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于2025年1月1日起施行，重构学位分类体系和质量保障制度。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于2022年施行，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自2022年施行，将家庭教育上升为“国法”，构建协同育人新格局。国务院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教育部出台《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法》《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等规章，完善了覆盖各级各类教育和校内外制度的规范体系。教育法典编纂研究工作扎实推进，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教育法律体系化迈出关键步伐。

教育依法行政全面深化

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纵深推进。行政审批事项大幅精简，非行政许可审批全面取消，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普遍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清单之外无权力”成为常态。事中事后监管不断强化，围绕校外培训、招生考试、教育收费等热点领域，监管规则更加清晰，监管方式向“互联网+监管”和信用监管转型。

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机制实现系统性重塑。“三项制度”，即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在教育系统全面推行，执法全程留痕、有据可查。针对“双减”，教育部等部门构建多部门协同的校外培训监管行政执法体系，各地组建专门执法队伍，依法严查隐形变异培训、违规收费等行为，执法效能显著提升。

教育督导法治化与权威性全面加强。贯彻《教育督导条例》和《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督政、督学、评估监测“三位一体”体系更加成熟。各级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有效运作，问责机制不断完善，教育经费投入、教师工资待遇、校园安全等督导常态化。教育行政复议和应诉工作规范推进，依法化解涉学籍、学位、教师权益的行政争议，倒逼依法行政能力增强。

依法治校深入实施

各级各类学校以章程为核心构建现代学校制度。高校章程全部核准实施，中小学校实现“一校一章程”全覆盖，章程作为学校内部治理“基本法”地位牢固确立，依章程决策、管理、维权的运行机制基本形成。

学校领导体制和治理结构持续优化。坚持党对学校的全面领导，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运行成熟，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全面推开并制度化。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更加健全，事关发展和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普遍经教代会审议；家长委员会、学生代表大会等民主参与渠道有效拓宽。

师生合法权益保护网络更加严密。依托《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建立预防、干预、处置和跟踪辅导体系，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在中小学校普遍设立。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健全，制定师德失范行为处理办法和教职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对师德违规“零容忍”。教职工申诉、学生申诉机制不断通畅，保障师生在奖惩评定中的陈述权、申辩权和救济权。学校安全风险防控体系进一步织密，人防、物防、技防建设加强。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深入开展，带动治理能力整体跃升。

青少年法治教育与普法工作体系全面建成

坚持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大中小学一体化法治教育格局基本形成。按照《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义务教育阶段“道德与法治”课程全面开设，国家统编教材统一使用，系统融入宪法法律知识和权利义务教育。高中及高校法治教育课程深度融合，青少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显著增强。

法治教育实践活动品牌效应凸显。全国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系列活动每年覆盖数亿人次，“12·4”宪法日晨读成为常态。各地建成一批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体验式教育效果显著。2022年《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法》施行后，全国配备基本实现全覆盖，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等实务专家深度参与学校法治教育、学生保护和安全管理工作。教育系统干部和教师法治培训制度化、常态化，依法执教能力普遍提升，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

教育领域法律服务机制更加完善

教师申诉、学生申诉制度进一步完善，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普遍设立申诉处理机构，依法公正处理各类案件。教育纠纷调解、行政裁决、仲裁等非诉讼方式逐步推开，部分地区成立教育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诉源治理效果明显。

法律顾问制度普遍建立，学校重大决策、制度制定、合同签订等主动听取法律顾问意见。法治副校长与校内法律顾问协同配合，为师生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各地各校普遍建立运用法治思维处置突发事件机制，在法治轨道上保障校园安宁。

涉外教育法律制度日臻完善

教育对外开放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适时修订，取消部分前置审批，放宽准入，强化质量保障和常态化监管，项目评估和信息公示更加透明。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管理、来华留学质量保障制度持续完善，招录、教学、管理各环节规范化水平提高，中国教育品牌国际吸引力增强。

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规则构建，推动落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历学位互认公约，与更多国家和地区拓展互认协议。在跨境教育、教育服务贸易领域加强法律风险研判，维护教育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针对境外教材、课程引进和在线教育跨境等新情况，及时建章立制，确保教育对外开放平稳有序，涉外教育法律制度体系日益成熟。

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化法治化

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教育法治建设全过程。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修订，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法律，使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得到根本法律保障，教育法治的政治属性更加鲜明。

教育领域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协同推进。《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修订实施，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全面推行。党内法规与国家教育法律协调衔接机制不断完善，党中央关于教育评价改革、“双减”、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等重大决策部署，及时经过法定程序转化为法律法规和政策，实现了价值导向和制度安排同向发力、相互促进，确保了教育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和强大生命力。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03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