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今天，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

常言道：“历史由胜利者书写。”二战正是这句话的最佳例证。这场席卷全球的战争夺去数千万生命，但其叙事视角至今仍主要由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所主导。

在这一主流叙事中，美国往往被描绘成自1941年参战后便以一己之力扭转反法西斯战局的英雄。通过好莱坞电影、纪念活动和政治话语等方式的不断强化，这种叙事已成为西方社会历史认知的基石。

然而，这样的叙事往往掩盖了其他国家的巨大牺牲。若要逼近历史全貌，我们就必须既审视战前复杂交织的国际局势，同时也剖析战后地缘政治格局对这段历史的书写与记忆带来的深刻影响。

01.

战争究竟始于何时？

在美国人的想象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谓的“永载史册耻辱之日”。这个时间点深深镌刻在美国的文化记忆中，似乎正是从这一天起，美国挺身而出，扭转了世界命运的走向。

然而，这样的叙事框架却忽略了数千万人早已深陷战火的苦难。在中国，抗日战争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拉开了一场持续十四年血雨腥风的序幕。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中国人民经历了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带来的巨大苦难。待到美国参战时，中国大片国土沦丧，城市被炸成废墟，数千万人流离失所、丧生殒命。

南京大屠杀期间，一名侵华日军士兵站在南京城郊累累尸骨的屠杀现场。图源：新华社

同样，在欧洲，早在诺曼底登陆前苏联就承受了纳粹战争机器的疯狂进攻。从列宁格勒围城到斯大林格勒血战，欧洲东线战场消耗纳粹德国兵力的规模是西方难以想象的。

1941至1945年间，苏联付出约2600万生命的代价，同期美军死亡人数约40万。中国死亡人数逾3500万。可以说，中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付出了最惨烈的牺牲。

02.

美国的不堪过往

美国的这种选择性叙事掩盖了其在二十世纪30年代的暧昧立场。当时的美国并非从一开始就反对法西斯，不少政商精英将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视为遏制共产主义的潜在堡垒。福特、IBM、标准石油、大通银行、美联社、柯达和可口可乐等美国企业，直至30年代末仍与德国保持着商业往来。

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美国仍是日本战略物资的最大供应国。30年代后期，美国向日本出口废金属、钢铁、石油等，支撑起日本战争机器的运转。直至1941年中，珍珠港事件发生数月前，美国才实施禁运，真正切断对日的物资供应。

甚至在意识形态层面，美国也与法西斯存在一定的共鸣。当时美国多名有影响力的人物公开称赞希特勒政权的某些方面，将其视为国家复兴的有效模式。这并不是说美国政府全盘接受法西斯，但所谓“美国自始至终坚定反对法西斯”的说法，纯粹是谎言。

03.

叙事为何至关重要？

为何这段历史在当下仍具重要意义？因为我们对二战的记忆从来不是中立的，它始终被政治所塑造。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崛起为超级大国；欧洲满目疮痍，殖民帝国土崩瓦解；同为战胜国的苏联，却被塑造为新的生存威胁。

在此背景下，以美国为中心的二战叙事承担着两大功能：一是通过将美国塑造成仁慈的解放者、将文明从野蛮中拯救的救世主，为其全球领导地位赋予正当性；二是当殖民主义的暴行日益难以被辩护时，为西方提供道德豁免权，西方列强得以用战时英雄主义的光环包裹自己，而非被铭记为亚非地区的剥削者。

电影《拯救大兵瑞恩》（Saving Private Ryan）海报

好莱坞也成为这一叙事的文化引擎。通过《最长的一天》《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等一系列作品，流行文化将诺曼底登陆尊奉为二战的决定性转折点，其传递的信息清晰无比：自由的胜利源自美国人的勇气与牺牲。

04.

他者的沉默

在颂扬这一叙事的过程中，其他国家的声音和经历却被悄然湮没。中国长达十四年的抗战在西方作品中几乎得不到认可；苏联的牺牲虽勉强被提及，却总因冷战对立而被遮蔽，从而将苏联重新塑造为恶棍而非胜利者。

7月24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嘉宾参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图片展。新华社记者 曹阳 摄

那么东南亚呢？经历了占领暴行、殖民政权崩溃和虚伪“解放”承诺的数百万人，始终未能进入西方的集体记忆。他们的牺牲遭受了双重抹除——殖民者溃败时弃之不顾，胜利者书写历史时又将之抹去。太平洋战争被简化为一场美国主导的独角戏。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美国和西欧国家军民的英勇和苦难。他们的牺牲真实而可贵。但这场战争的道德算式，即谁承受了最沉重的负担，谁付出了最惨重的代价？答案绝不能由好莱坞的镜头来解读。

21世纪的今天，是时候直面那些长期支撑西方霸权的扭曲记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一部以美国为主角的西方史诗，而是一场真正的全球浩劫，各国人民的共同抗争和牺牲需要被认可。唯有承认史实原貌，我们才能摆脱强权者叙事，也即“胜利者书写剧本，而其他人都黯然退场”的叙事困境。

作者介绍

鲍韶山（Warwick Powell）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兼职教授

前总理陆克文政策顾问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